在我的家乡陕西省镇安县，有一个清代的知县很有名，他姓聂名焘，字环溪，是湖南衡山县环溪村人。乾隆十三年，也就是距今年前的夏秋之交，他骑着马，也许是骡子，到镇安上任来了。那年他54岁，也有点老大不小了，在镇安，上了五十岁的人，都叫老汉，并且是可以制备棺材板的人了。聂焘是进士出身，又生在南岳衡山这样山川秀丽的地方，家庭生活相对富足，上下几代都饱读诗书，突然被朝廷派到秦岭深处一个山大沟深的小县来，心里自是有些不快。这在他给朋友的信札中有记录：“为报先生春睡熟，道人轻撞五更钟。”他父亲知道后，还对他这种春天睡懒觉的“撞钟”思想，来信批评过。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服从分配，到镇安来了。
镇安县这个地方，现在也是山川秀美之地，交通发达得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就一个半小时，走高速路，从18.2公里长的秦岭隧道穿过去，也就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可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的时代，这里的确是“万峰螺旋，幽寂灵廻”的“终南奥区”。诗人贾岛，在隐居镇安云盖寺时，曾写过这么一首诗：“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宜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当地老百姓也有这样的谚语：“上山碰鼻子，下山墩沟子，抬头掉帽子。”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镇安当县长的人，到省里开会，也是自挎一个“盒子炮”，雇人牵着一匹骡子，身后跟着一个扛“汉阳条子”的警卫，来回得走半个多月光景的。最近，凤凰网还以头条新闻的方式，推出过一组被网络广为传播的镇安塔云山组图，称其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房子”，那种在刀削斧劈的高山之巅，临空“磊窠架巢”的技术，至今仍是难以破解的建筑之谜。想年前，聂知县该是怎样一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走马上任哪！他小小年纪就“束发入学，读书受用，在乎做官”，参加了乡试、会考，又往返京师，进士及第，终于得到一官，却是“入山僻虎狼之窟”“不觉生平意气茫然顿尽”。好在他没有就此消沉，并且在七年后离任时，以“时推陕南第一”的*绩，赢得了“父老攀辕哭”的百姓动情挽留。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多次听到有人谈起这个人物，后来，时任镇安县长汪效常找我说，看能不能把聂焘的故事搞成一个舞台剧，我那时是剧团的专业编剧，按他的想法和要求，先通读了十万字的县志，然后和汪先生一道，创作了《山乡知县》这个戏，并搬上舞台，演出至今。时隔三十年后，汪先生已作古，我又一次翻开老家的县志，一页页捧读，随着年龄、阅历以及时代的变化，这个人物，这些故事，在我脑海中都有了再认识的价值。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县知县，在二百多年前留下的，何止是几个赈济灾荒、兴建义仓、廉洁奉公、筑路养蚕的亲民爱民富民故事呢，他留下的是一个地方的风俗、风气与精神脉象。事隔数百年，这些遗存，依然在影响着一方水土的生命质地。那么这个来自湖南的知县，当时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聂知县的*治生活
一个官员，首先要衡量的，当然还是要看他到底为地方做了什么。聂知县到任后，大的工作，大约干了这么几项：一是兴旺人丁，二是启智教化，三是兴桑养蚕，四是畅通道路，五是修建义仓，六是编纂县志。要说有啥新鲜，也没啥新鲜的，但这六项工作做扎实了，一个县的百姓福祉，也就基本有了眉目。
先说兴旺人丁。聂知县到任时，镇安只有户、口人，二百多年后的今天，镇安是30多万人口，可见当时的地广人稀。聂焘在几年后修县志时，写按语说：“镇安地僻人稀，万难如通都大邑之烟火相望。”自明末改朝换代以来，人丁日渐萎缩，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招辑流移”“开辟土地”“休养生息”。他说“镇安万山盘郁，虎狼之区”，不仅如此，而且各种征缴无度，“民之不逃散，死亡几何哉”。那时“秦岭虎患”严重，动辄伤人，镇安更是“人不敢夜行，最畏虎不敢直名，称为王爷，又呼怕怕”。聂知县到任后，申请省府，要了“短枪、火药”，“复募猎户”，以除恶兽之患，使民“夜不闭户”。在大量“招募垦荒”之余，更根据实际情况“免升科赋”，“丁徭所征不及往时的七分之一”。终使四方流民竞相来镇安垦荒置田，四年后，住家达户，人口猛增到人。
聂焘编纂《镇安县志点释》
再说启智教化。聂焘的家乡衡山县，是因南岳衡山而得名，自唐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有意味的是，镇安被称为“终南奥区”，而衡山，在明代就被誉为“文明奥区”，意即文明的腹地。聂知县从那里走来，自是要将文明的种子，带到千里之外来播撒。为创办义学，他甚至带头捐银。在清查“学田”“学租”时，甚至将寺院的田产划归学校之用，在兴办义学，启蒙、开化后生的同时，聂知县还做了大量“移风易俗”的工作。比如“错位婚配”，山民每每将八九岁的女童，嫁给三四十岁的男人，“止图贪得财礼，不顾子女终身，最为忍心害理”，造成妇女大量新寡，引发多重社会问题。聂知县要求“慎重婚配”，男女年岁须得相当，“切勿执迷不悟”。从这些重大变革举措来看，聂知县的执*，是以更加符合人性的长久思谋为前提的，而不是急着弄出一点大的响动来，搞打雷闪电、行风走暴、雨过地皮湿那一套。
聂知县的经济建设，是以兴桑养蚕为抓手的，镇安至今仍保留着栽桑养蚕的习惯，而起始，是从聂知县手上“引进技术”“大力发展”起来的。在兴桑养蚕的同时，根据“上级文件”，他也做过这样的批示：“镇安山中，物产甚多，而民不收其利者，道路崎岖，人迹不通故也。年来构穰、漆、蜜、药材、板、炭，渐次获利，而不知缘修路之故。”他还多次说镇安进入省城的门户没有打开，“门户一闭，则百工无人往来，而财用因此不流通矣”，因而，在镇安的七年，修路就成了他的主要抓手。“兹土七载，羸马麻鞋，疆域六百里，无远不到。”因对山里情况的熟知，而件件抓在了点子上，以致几年后，物阜民丰，不得不多处修建义仓，把富余的粮食都库存起来，以备荒年之需。为修路，为建义仓，包括建义学，七年中，聂知县一共捐银多两。按照清代的工资标准，一个知县的年薪是45两银子，外带45石大米，一石大米也就平均折合一两纹银，年收入不过两，而他当了七年知县，把一多半银子都交给了这片山水。当然，这与他的家境有关，在他上任后的第三个年头，曾经给家里寄过两银子，是用于父母过寿的，那年他父亲八十周岁、继母七十岁，结果又被他父亲捎了回来，说知道他“乐善好施”“薪俸多有缺欠”，让他不要操心家里，当以衙门、民生事体为重。
聂知县的家庭生活
聂焘能成为一个好知县，与他父亲和聂门家风有绝大关系。从史料上看，聂家上下数代，人才辈出，三袭进士，两入翰林，真正是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而他父亲聂继模，以满满的“正能量”，上承下继着这个家庭的大业，不仅使聂焘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在他出任知县后，更是以耿耿老父之心，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