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白癜风有什么土方 http://pf.39.net/bdfyy/bdfzd/171220/5945933.html年2月，李大钊保护陈独秀出京，二人先回李大钊老家乐亭县，再由天津搭船至上海。患难同志在这一期间对中国形势做了分析，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并相约组建**，“南陈北李”格局形成。其后二人为*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并率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中国共产*早期组织，指导了国内外各地早期*组织的组建，是当之无愧的*的创始人。在以往的考证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本文对此史实做出考证，非为辩论，只求提供一丝线索。
一、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至上海，南陈北李格局形成。南陈北李的格局形成于年2月，这便是高一涵记述过的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到上海。年，在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大会上，高一涵报告《李守常事略》，讲道：“（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辟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事。”[1]年10月，高一涵在回忆文章《李大钊送陈独秀出险》中做了更细致的描写：“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这样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2]
油画《南陈北李，相约建*》
高一涵的回忆为我们描述了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到上海的基本过程。年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过程中被捕，虽经各方努力于9月16日被保释出狱，但其行为受到限制（离京需要警署报备）。年初，陈独秀受汪精卫、章士钊的邀请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府筹办西南大学，后又至武汉，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做公开演讲。陈独秀的演讲引起舆论哗然，当地报纸对做了详细报道：“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去武汉”。北京警察厅见了这些报道才知道陈独秀离京，大为恼火，立即派*警监视陈独秀在北京的寓所――北池子箭杆胡同。2月8日，陈独秀乘夜车由武汉回北京，*警也找上门来。“查于2月9日下午一时余，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后身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复经调查数日，并未回家，闻系确赴上海。”[3]北大同人知道这一情况后，知道陈独秀环境危险，大家共同商议营救方法，要他离开北京寓所，最后，李大钊担任了护送陈独秀出京的任务。曾有学者以高一涵并未与李大钊同行，无从知道二人谈话内容提出过质疑——是否就建*事宜交换意见。笔者是乐亭人，也曾因其是孤证而对陈独秀真的同李大钊到过乐亭这一记述有过怀疑，但通过一段时间的查考，觉得高一涵的回忆基本是可以信赖的，并做出以下判断：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是肯定的，到过乐亭也是肯定的；二人就成立**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佐证有三点：1、朱务善[4]回忆“南陈北李，相约建*”。年，中共*史专家、中央*校*史教研部常务副主任朱乔森先生为编写《李大钊传》曾三次采访朱务善，《李大钊传》这样记录：年1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陈独秀北方话说不好，沿途遇到*警检查，都是大钊同志对付，一直把他送上轮船。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的问题。[5]以上记述，年，北京大学*治学与行*管理系教授萧超然先生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郭田珍采访时再次确认真实性：“就这段材料，我在年2月9日、10日两次电话询问《李大钊传》作者之一朱乔森教授，朱教授告我：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我问朱教授，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忆？朱教授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访问高一涵。”[6]也就是说，朱乔森《李大钊传》对这一事件的记写是根据朱务善的回忆而来。2、胡适先生对于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到乐亭老家的记载。年2月8日陈独秀由武汉乘夜车回到北京家中。2月9日，陈独秀正在自己家里写请柬之时，警察突然到家里“造访询问”，陈独秀才意识到自己又面临被捕的危险。于是匆匆忙忙跑到胡适的家里。做为当事人的胡适有这样的回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他二人离开北京之后，为避免追捕人的跟踪，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离滦州不远的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风声渐息，他二人乃乘车南下去上海。”[7]3、朱树村先生对于李大钊、陈独秀回乐亭的回忆。朱树村先生现居住在天津，祖籍河北乐亭人，祖父母是宋仲斌[8]家里的长工，祖母被宋家人称作朱妈，负责照顾宋仲斌兄弟起居生活，李大钊在宋家学馆求学期间，与宋仲斌同吃同住，所以李大钊也得到朱妈照顾。李大钊感激宋家，且与宋仲斌有结拜之交，与宋家多名子弟同窗，如与宋毓璋[9]同时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同在北京工作，所以交往频繁，李大钊每次回乡都要到宋家探望。朱树村的父亲朱万瑞自幼跟随母亲在宋家生活，在宋仲斌的引导下学习知识，协助宋仲斌革命活动，所以对李大钊与宋仲斌的交往比较熟悉。后来朱万瑞要求儿子朱树村给自己写回忆录，把自己了解的情况都讲给儿子。朱树村是有心之人，一方面记录父亲的口述，另一方面走访宋家子弟及相关人士，多年以来积累了很多珍贵材料。年，笔者因寻访李大钊在宋家私塾的学习情况，有幸与朱树村先生交谈，并看到朱先生写的《李大钊给我父亲起名字》一文，了解到相关情况。因该文还不曾发表过，所以不能附上全文，仅就相关内容摘录说明。该文开篇写道：年春节刚过，我父亲在乐亭宋家大院曾看到过李大钊冒雪赶车来到这里。车上还坐着一个人披着被窝挡雪。当时李大钊本想找四哥宋毓璋（字崧生），借宋家的大篷车去滦县。宋毓璋见了李大钊便问：“咱不是说好了吗，年跟一块回家。我到住处找你不在，又到北大找你，学校已放寒假、幸好遇上胡适、王星拱。他们说你小年就走了，我只好和二哥回家过年”。李大钊回答他说：“这不都是为了仲甫吗？还得请你海涵……”接下来朱树村又介绍了这一次李大钊到宋家来的主要目的是要送陈独秀到滦县火车站乘车到天津，再由天津转道上海。在宋家停留期间，李大钊、陈独秀与宋仲斌、宋毓璋兄弟共同谈了建*的想法，后来便由宋仲斌派人护送李大钊、陈独秀到滦县坐火车到天津，这是宋仲斌后来跟朱万瑞讲过的。关于谈话内容，朱文这样记载：宋仲斌跟朱万瑞说：“就在此地宋家大院，我们议论了将来成立**时的走向。那就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建立民主共和，人人平等的选举制。当选票代替战争改朝换代的赤旗世界时，百姓就会安居乐业，社稷也不会遭重创，我国还会成为世界强国”。朱树村文章对这一事件做了详细的描述，对于他的可信度，有两个细节是较为突出的。一是陈独秀的南方口音给朱万瑞留下深刻印象。“我父亲朱万瑞说他们谈话时听口音仲甫还是个南蛮子。[10]”；二是李大钊为朱树村父亲起了名字－朱万瑞。送走陈独秀后，李大钊又回到了宋家，一进门时正遇上在宋家帮母亲扫雪的朱万瑞，干活儿的小孩很是讨人喜欢，李大钊知道孩子的小名叫“肥厮”，便问了朱万瑞的年龄，11岁，与自己的长子葆华一样大的年纪，随即问了孩子的大名，朱妈告诉他孩子还没有起大名，并请李大钊帮忙起名。李大钊依当时朱家辈份排行“万”字，应雪景，取名“瑞”，寄托“瑞雪兆丰年”的美好期盼，“万瑞”就成了这孩子的大名，朱家母子连忙称谢。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大人物给取了新名字，应当是多么值得记忆的一件事！所以不去考虑一些枝节问题，如究竟是从王星拱家出发还是从李大钊家里出发，走了南门还是北门等，笔者认为，朱树村的记录是对高一涵和胡适回忆的补正，又与高一涵、朱务善的回忆相呼应，说明了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由乐亭再至天津、上海的过程，至于胡适回忆中没有涉及到陈、李二人的谈话内容，考虑到他们之间*治理想的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此基础上，笔者还想从李大钊与陈独秀这次出走京城的背景及相处的时间等方面做以下分析：1、李大钊与陈独秀单独相处十天，有足够时间进行商谈。李大钊与陈独秀离开北京的时间。朱树村文章中提到的“王星拱、胡适说李大钊小年就走了。”年的除夕是2月19日，这里所讲小年便是2月12日，也就是说李大钊、陈独秀2月12日离开北京。李大钊送陈独秀到天津的时间。朱树村文中记载时间是“大年刚过”。另从周作人日记里可以看到以下线索，年2月的天气情况，“21日阴、22日雪”，又据年2月27日记，收到“仲甫廿三日上海函”[11]，可以说明陈独秀不晚于23日到达上海。北京距乐亭二百余公里，同属北方，天气状况相访，且朱树村文中也提到雪，因此推断李大钊与陈独秀是在2月21日、22日前后赴天津的，那么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生活时间应有十天左右。2、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的背景及陈独秀思想的变化。上文已有交待，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倍受*府及媒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