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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夫人昭惠。
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深度下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因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欧美日经济衰退，外需急剧减少。内因是我们多年来采取的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 从2006年开始执行的“十一五”规划，本来要解决国内存在的这些问题，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总结经验教训，应当从这里开始。 “十一五”规划，是一个调整发展思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规划，实行结果却事与愿违。 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总结了“十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指出了“十五”时期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是：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滞后，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解决。同时，指出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进一步调整推动发展的思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明确规定了以下六个*策导向： 第一，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第二，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第三，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 第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 第五，把改革开放作为动力，促使经济增长由某些领域相当程度上依靠行*干预推动向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转变； 第六，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促使发展由偏重于增加物质财富向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转变。 应当说，这六个转变的规定是清清楚楚的，是完全正确的，是切中时弊的。其中前四项都是属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它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但是尽管作了这样的规定，执行情况却与此相反，经济增长依然是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依然是主要依靠工业和数量扩张带动，依然是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投资与消费关系更加不协调，产能更加过剩，能源消费总量继续加大。 投资率：2000年是35.3%，2005年上升为42.7%，2008年上升为43.5%，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更大，投资率将继续上升。“十一五”这几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增无减。 消费率：2000年是62.3%，2005年降为51.8%，2008年降为48.6%，2009年预计还会进一步下降。其中，居民消费率，2000年是46.4%，2005年降为37.7%，2008年降为35.3%。“十一五”这几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减无增。 进出口依存度：2000年是39.6%，2005年上升为63.8%，2007年进一步上升为64.8%。其中出口依存度，2000年是20.8%，2005年上升为34.4%，2007年进一步上升为36.3%。“十一五”这几年出口的拉动作用更加强劲。2008年和2009年进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表明在国际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 一、二、三产业结构，“十一五”规划期望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三个百分点。实际情况是：200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05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维持2005年的比重纹丝未动。这种情况，2009年也难以改变。 全国能源消费总量，2000年是13.8亿吨标准煤，2005年是22.5亿吨标准煤。“十一五”规划预期2010年把这一消耗总量控制在25亿吨左右，2007年发布的专项规划把这一总量放大为27亿吨，实际上2008年已达到28.5亿吨标准煤，防线一次次被突破。 这说明，“十一五”这几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没有加快，而是进一步放慢。前三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经济结构愈加不合理的基础上。这样的“大起”之后难免“大落”随之而来。2008年10月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除了国际的原因，也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必然结果。 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目标落空，根子在于*企不分、块块分割的体制，在于地方执行的不是国家的计划，而是以追求发展速度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手段并以行*干预为主导的地方自己制定的计划。 2006年3月，我们曾经发表文章分析过多个地区人大会通过的地方“十一五”规划。我们发现，地方的“十一五”规划与全国的“十一五”规划有以下重大差别： 1、“十一五”的经济预期年均增长率，全国规划为7.5%；省、地、县规划平均为10%、11%、12%以上，高出全国规划30%、40%、50%。年度计划也是一样。“加快发展不动摇”，是地方的普遍行动口号。 2、地区经济的高增长预期是以高投入作为支撑的，不少省区市的“十一五”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都成倍地高于“十五”，有的高出1.5倍、两倍甚至更多。这些投资又多有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作为载体。“以项目建设为载体”、“狠抓项目不动摇”，这一口号具有代表性。 3、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多数地区仍然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成为共同的追逐目标。 4、能源消费总量，全国还有一个中期规划，地方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规划，甚至连统计数字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说，地方的“十一五”规划经济的增长方式依然是沿袭传统的方式，而没有转变。全国7.5%增长速度的制定，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的，它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基础上的。地方追求的增长速度一高，就把整个的综合平衡打乱了，什么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统统放到了从属的地位，从而把“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变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 我们曾经论述过，各地区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就总体来说与全国规划差距那么大，两者能否“并行不悖”和“和平共处”？结论是否定的。第一，两者规划的*策导向不同，全国规划追求的是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许多地区的规划依然是高投入、高消耗，从而必然是低效益，两者是不相容的。第二，全国的规划要靠地区去执行，如果地区执行的不是全国的规划而是地区自己的规划，那全国规划必然被架空、被地方规划所取代。2006?2008三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地方规划与全国规划的另一个重大差别，在于全国规划制定的预期性指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而地方规划制定的预期性指标，是由*府主导实现的，即由*府下达，并且把主要指标完成好坏列入*府干部*绩考核指标，从而把预期性指标变成为各级*府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六个*策导向的第五条“促使经济增长由某些领域相当程度上依靠行*干预推动向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转变”，也成为空中楼阁。 从这里可以发现，为什么中央屡屡强调转变增长方式而转变不了，根源在于中央的方针并没有普遍为地方干部所理解、所接受、所遵循，地方干部往往强调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在实际行动上不执行国家的统一方针和*策。而在体制上，地方*府并没有把该由企业管的事交给企业、该由市场管的事交给市场，把自身的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对地方经济仍然是统帅一切，处于主导的地位。全国不是统一的市场，计划体制仍然是以地方计划为主。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的十七大制定了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且提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必须为此身体力行。 2007年召开的*的十七大，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同时提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关键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大致测算，从2011?2020年十年间，GDP每年增长6%左右，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比2000年翻两番。同现在年均增长10%相比，这好似轻而易举。但是，中央规定的翻两番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这四者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前置词，而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并且置于优先地位。多少年来，我们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上欠了很多账，今后不仅要做到新账不欠，而且要做到老账要还。就这个意义来说，6%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并不轻而易举。 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欧美日的经济衰退，其影响波及全世界，而且将改变全世界的发展格局，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个转折。要避免这种危机再次发生，世界的主要国家都要总结经验，改变他的增长模式，不能企望一切再回到危机前的状况。 中国将进入一个中速发展时期，不可能再回到2003?2007年的高速发展时期。这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巨变，发达国家即使结束衰退，也不可能回到2008年以前依靠过度消费维持的繁荣状态。我国国内产能过剩，消化过剩的产能只能主要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率下降，进而投资的欲望也将会减弱。我国的能源和资源的消费总量增长太快，无法维持。环境生态恶化必须遏制，否则2020年很难实现人们渴望的呼吸到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的全面小康生活，而且我们必须承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这就是说，未来有三个不复存在，或者三个已经结束。一是大进大出的时代已经结束。二是企业高赢利和投资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三是高耗能、高污染、无序和过度开发的时代已经结束。归根结底，建立在上述前提下的爆发式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当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结束，增长仍然有潜力，但是奢望恢复过去的高增长已不现实。什么时候不追求高速度了，什么时候经济增长方式才能转变。 中国经济面临的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结构的任务是艰巨的。只有增长方式转变，调整好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结构，我们的经济才能走上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之路。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是改变以地方计划为主、资源配置以地方*府为主导的体制，以及相应的财税体制。 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结构是否合理，这不是一个地区能够判断出来的，也不能要求地区对此作出判断。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多搞一些投资，多上一些工业项目，多消耗一些能源和资源，把经济增长速度搞快。至于这样做，在宏观上能否承受得了，会发生什么问题，那不是地方要考虑的问题，而是国家要考虑的问题。全局把握不好，出了问题，很难责怪地方，要地方承担。 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必须彻底改变地方*府的*企不分、画地为牢的体制，把社会化大生产的计划权和管理权从地方*府手里拿出来，真正实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既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交给了市场，地方*府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也不应当要求地方*府不这样做。不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不在转变地方*府职能上下功夫，国家再怎么提倡宏观调控，宏观调控部门再做多大的努力，中央的计划依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宏观调控的作用依然有限。2007年国家计划的经济增长率为8%，实际达到13%，超过国家计划60%，这还有什么计划性？ 现代化的大工业，现代化的服务业，以行*区为界，块块分割，画地为牢，这是极端落后、极端不合理的，弊端太多。再不考虑改变，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认真总结经验，转变观念，是贯彻执行*中央十七大所要求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是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的前提。不是中央做一个决定，问题就解决了。转变增长方式，从十三大讲到十七大，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十四大讲到现在，并且已经写入宪法，但到现在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教训还不值得总结吗？思想观念不转变，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不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思想观念也难以转变。改革的动力要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产生。现在到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
自7月底本轮逆回购开展以来，央行加强了对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的干预力度，采用 锁短放长 的策略：一方面通过频繁逆回购操作稳定短期的资金利率水平；另一方面为控制长期的通胀预期及流动性风险，通过续做3年期央票收紧流动性。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百货公司吉之岛(JUSCO)，中文也称佳世客，属日本永旺集团旗下的连锁零售集团。很难说，吉之岛的经历对柳井正有多少启迪，或者他陷入大学生毕业后的困惑时光， 我并不适合零售业 ，仅仅8个月后，他就辞去了工作，回了老家，这是在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