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女大校友口述史
金女大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吴文安
吴文安（-）祖籍江苏江阴，出生在江苏泰州。年全家迁居上海。年于上海省吾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年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系，在金女大成立了地下*支部，开展革命工作。南京解放后，到南京团市委工作。年任常熟区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年调青浦县中共城厢镇委员会当秘书。“文革”中受冲击在塑料厂当轧型工人。“文革”结束，任青浦县革委会人事科副科长。年调上海市外经局，年离休。
我和吴文安虽同于年秋季进校，却读不同系，住不同舍，食不同堂，我习惯钻图书馆，她乐于在寝室内阅读，本来我们相识的概率几乎为零，也巧，我的中学同学地理系的李植澄和她住一室，课余到号宿舍找李植澄，总能碰上她坐在桌前读书，见外人进入，她立即将书合拢放进抽屉，有礼貌地站起来招呼“请坐”。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活动中偶尔也能见到她的身影，还一块照过集体相。她和我都是话不多的人，直到分手离校我们也从未认真交谈过，只知道她是上海人，东方第一大都会上海市考入金女大的。她总是那么沉稳谦逊寡言，整个冬天都穿一件红锦缎面的棉衣，朴实得近似南京市郊县来的本地人，这是大学求学生活中她留给我的挥之不去的印象。
多年来，我怀着好奇心一直想解开一个谜:为什么一位上海小姐会成为马列主义的薪火传人？为什么我们还在懵懵懂懂中，她却已大彻大悟了呢？
年5月6日，与文安同甘苦共患难，携手经历47年艰辛坎坷生活的伴侣张开，在家人和亲友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坐在沙发上连唤两声“文安”便与世长辞。文安陷入极度悲痛中。在上海，在全国各地，她的母亲、弟妹、孩子、亲友以及她的布尔什维克的姐妹都向她发出邀请，请她去散心。9月15日应成都几位同学之请，文安到成都小住。她在成都住了40天，曾两次发病，第二次住医院，我每隔一天去陪伴她半天。八楼的病房非常安静，她静卧床上，输*芪注射液，是谈心的好机会。趁她比较安详放松之机，我试探性地问及柔弱的上海小姐是如何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
沉默了一阵子，文安开口了:“我的红色之旅确有它的前因后果。”
从9月20日到10月4日，我探访陪伴文安7次，她陆陆续续地给我讲了她的一生，现按她的自述整理如下。
▲年10月吴文安（右）在成都小住时，和洪范在茶馆休闲时留影
我的祖籍是长江南岸的江阴市，老家就在*山炮台，江阴要塞边，江对岸不远处是泰州市，京剧梅派大师梅兰芳的家乡。我于年2月出生在泰州市，幼年时常听家中长辈和学校老师讲要塞和炮台御敌的故事。
祖父和外公是商场好友，两家门对门都处在江阴市繁华的商业一条街上，父母是由他们指腹为婚的，20世纪20年代长江三角洲早已开婚姻自主之风，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给我的父母带来终身的不幸，这是后话。
▲年9月17日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前（吴文安右、洪范左）
祖父是个棉布批发商，又是传统大家庭的家长，他有8个儿子，我父亲吴受之是长子。祖父对长子期望甚高，管教也极严，父亲在家读书，还未成人就被送到商业发达的苏州市学生意。在家从父，出外从师，父亲的绵羊性格就此铸成。20年代后期，祖父的生意转到泰州，召父亲回家做他的助手，帮助他赚钱养家，父亲奉命和母亲王琴成婚，举家迁往我的出生地泰州市。
祖父对长子的期望不仅是生意上的能手，承担大家庭衣食住行的助手，还满心希望我母亲早给他生个长孙。我的出生带给这个大家庭的不是欢欣喜悦，不是蓬荜生辉，不是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相反是祖父的沮丧、怒斥和满屋阴霾。父亲像是犯了大错误的孩子只顾认错，不敢接近母亲，给她一丝安慰，更不敢抱我。母亲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可叹的是在以后的几年里母亲又接连生了3个妹妹，直到第五胎生了小我7岁的弟弟吴文成，母亲在大家庭里的处境才稍稍好一点。之后，母亲又生了4个女孩，今日健在的有七姐弟。
父亲是个孝子，不仅一切服从祖父指挥，对祖父毕恭毕敬，而且每事只顾长辈不顾妻儿。祖母生病，父亲按中国传统二十四孝图事亲割股煎汤给祖母喝，病情果然好转。父亲给祖父打工赚的钱全数交给祖父，自己身无分文，更无一厘私房钱，母亲很有意见，却无可奈何。母亲出嫁时，嫁妆丰厚。祖父收掉母亲全部陪嫁财物，母亲敢怒而不敢言，之后这些财物被祖父全部耗尽。母亲是个性格刚烈而能识大体、大局的女子，她对父亲的软弱怯懦很不满意，为了抚养一大群女儿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和父亲相处下去。她常教育和鼓励我们姐妹好好读书，学得一技之长，将来走出这压抑闷人的封建家庭，做一名现代新女性。
我在运河边上繁荣的泰州市接受初等教育，小学教育阶段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四件事:一是小学校园墙壁上的招贴画，告诉我中国的海棠叶国土被东洋*子践踏侵占、同胞被奴役屠杀，我们长大后首先要做的是还我河山、拯救黎民；二是孙中山先生遗嘱天天读，在我心中撒下民族平等、自由民主的种子；三是小学课本里古今爱国志士的故事和诗文对我教育也很大，犹记得老师教我们背诵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宋室江山已如风中柳絮，摇摇欲坠，文天祥高举义旗为国捐躯，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深深地震撼我幼小的心灵；四是学生剧团演出《梅娘曲》，让我看到多少普通青年男女正在为抗击日寇保卫祖国做出重大牺牲，甚至自己的幸福和生命。
我的姑妈吴智新在泰州中学念书，她和她的部分同学课余时常聚会，我常随她参加。其中有个杨光兹，去过红色根据地，回来讲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和红色根据地的见闻，留给我的印象是那儿的*民讲的做的都和抗日救国有关，那儿的少年儿童也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祖父在泰州商界有点名气，被选为泰州市商业公会会长。年全面抗战正式开始，难民如潮涌向泰州，祖父施钱接济贫民，又办施粥棚救济饥民。年泰州被日寇占领，祖父拒绝担任日伪*权下的商会会长，星夜逃避到上海，父亲随祖父到上海做生意，姑妈不愿做小亡国奴，也到上海求学，找机会到红色根据地。我随姑妈到上海，母亲和弟弟妹妹也先后被接到上海，从此我们全家成了上海人，说上海话，按上海的民俗生活。
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贝文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在南洋模范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我的姑妈读高中，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如愿地到了她久久向往的红色根据地，不久被派回上海考入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一边做革命工作，一边读书，高中毕业后升入圣约翰大学。她让我读《八月的乡村》，读作家肖*、肖红、巴金、鲁迅的作品，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非常佩服她，听她的话，她嘱咐我好好读书，因为救亡图存需要许许多多有真才实学的人。
年，父亲被祖父派往湖南做木材生意，母亲和我们姐弟中的四人同行，我们的家就安在湘黔交界的洪江县托口镇，我就读洪江中学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转到晨溪的湖南大学子弟学校云麓中学，高二又转回洪江县境内的省立十中，后在托口小学教书一年。湘黔交界处是红*的思想和理论传播过的地方，学校里既有三青团组织，也有倾向社会主义理想的同学，我的思想决定了我接近的同学都是后者。其中和我最要好的是甘治平，她告诉我帽子上有红五星的*队是中国共产*领导的抗日队伍，是朱总司令和毛泽东领导的*队，老百姓喊他们“八路*”。还有一位同学手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大字送给我，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也记不起她的姓名了。与此同时有位同学动员大家参加三青团，对共产*有点朦胧认识的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就是不参加，三青团究竟是干什么的，我还不知道，自然不会盲从。
年我17岁了，我的八叔在重庆念大学，来信叫我到重庆读书，因为在洪江几所中学读书都成绩优秀，教小学又耽搁了一阵学业，便打算到重庆以同等学力投考名牌大学。正巧房东的媳妇要去重庆，我便与她结伴乘载货的*鱼车，经贵阳、遵义、桐梓到重庆，沿途的惊险就甭提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到达重庆那天的半夜，全城爆竹声大作，红光四起，一问才知道是日本*子投降了。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兴奋之余盼的是早日回上海。其时我的高中学业并未完成，想考取名牌大学谈何容易，报考大学一事也就不了了之。我跟着念大学的八叔乘汽车返回湖南，经过极度萧条破败的湖南省会长沙市到洪江和父母弟妹一道回到上海。
抗日战争是最深沉的洗礼。我离开十里洋场的上海，跋涉了祖国万里锦绣河山，备尝中西部的行路难，接触了凋敝的农村、在困厄中挣扎的农夫农妇、劫后余烬中的城市、流落街头贫苦无告的伤兵和同胞。东部沿海半壁河山沦入敌手，常使我和同学们疾首痛心不能入眠。我在偏僻的湘西洪江托口学会了不少鼓舞斗志的抗日歌曲，看到许多比自己年长一点的爱国青年男女意气风发，前仆后继地走上抗日前线，最后到了抗日大后方的陪都重庆，看到的是纸醉金迷红男绿女，听到的是隔江后庭花，我对国民*府彻底失望了。这一切使我更明白为什么聂耳的《义勇*进行曲》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在学成之后要将社会改革作为生活目标。
年1月，全家回到上海，我考入省吾中学读高二下学期，这所中学是圣约翰大学的中共地下*员（包括我的姑姑吴智新）筹款办的进步学校，校内空气民主，言论自由，教职工和学生中都有中共地下*组织。聘请的老师多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在语文、历史、公民课内，老师往往讲授一些通俗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基础知识。我的班主任董思林，来自浙江天目山游击队，他常在学生的周记中批一两句话，引导我们思考，还介绍我们读《芳草天涯》。
有一次他动员我到解放区教书，我告诉他，我要完成高中学业，再入医学院学医，做一名拯救贫病同胞的好医生。家中有本书讲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常到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办的时代书店买书读，训导主任李蕊珍（共产*员）知道了常鼓励我，之后我被吸收进学生会做宣传干事，办剪贴的壁报，那时我对新事物特别敏感，吸收快，特别欣赏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高中三年级上学期，学校里一位男职员因物价飞涨、生活困难、看不到前途而悲观厌世自杀身亡，全校为之震动。高中三年级下学期，*员同学蔡玲贞叫我申请入*，我照她的吩咐交给她一份入*申请书，从此我便成了*的女儿，我的工作由她接头。
毕业前夕，南京爆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的大、中学校学生积极响应，省吾中学的师生沸腾了，上街贴标语、组织募捐，到火车站送上海学生代表赴宁，请愿团出发前往下关:这一切我都置身其中。高中毕业时，蔡玲贞通知我，上级研究决定让我报考南京的金女大，读什么系什么专业由我自己决定。在申请入*时我已毫不犹豫地决定将我的一生交给*安排，入什么学校，读什么系，只要有利于*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行，所以我积极地报考了金女大的社会系。
在我忙于报考金女大、忙于备装入学的那两个月里，蔡玲贞的姐姐在上海被捕了，她接到立即离开上海的通知，仓促回解放区去了，我和上海中共地下*的关系就此中断。我并不着急，那时我已入金女大，一方面耐心等待*派人来接关系，一方面尽我所能为*做些工作。譬如到教务处信插子上记住同学的姓名、房号，再认人，然后一个门一个门地推销《中学时代》，向同学推荐一些苏联小说如《母亲》《我的大学》《在人间》《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又譬如组织同房间住的三位同学何霭兮、李植澄、曲曲读《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方生未死之间》《民主》《文萃》等等。
年12月的一天，金陵大学的中共地下*员张锦屏同学到寝室找李植澄和李振坤，在书架上发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进步书籍，问是谁的，我回答是我的。我的无意回答却引起她有意地邀请我到她家玩，我应邀去了几次，她了解到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已入*，关系断了已半年，便对我说若要等候接关系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不如向南京市委学委重新申请入*，要简便得多。我便重新写了入*申请书，由她交给地下*市委学委的魏大头。之后我的工作就由许世濒大姐领导，后又连换两位领导人，最后交给王慧君大姐领导。
入*后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发展新*员。为方便起见，我的注意力首先放在社会系内。第一个进入我视线的是李振坤，她来自苏州景海幼师附属中学，父亲是爱国的民族企业家，她和我一样，家都在上海，很好接近。李振坤性格开朗，健康聪颖，踢踏舞跳得很好，又热心公共事务，人缘很好。她阅读广泛，知识面广，